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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均GDP越上了1000美元的台阶后，媒体上频频出现了一种说法————“从国际经济发展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社会矛盾的凸现期”，有官员这样说，有专家这样说，甚至有大学者也这样说。久而久之，这就似乎真成了国际经济的一个“铁律”；而且有人还引申开来，把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横行、煤矿事故率居高不下等现象，都归之于“我们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一时期”……
真是这样的吗？为什么是1000美元而不是800美元？世界银行在1998/1999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把低收入国家的标准定为人均GDP在785美元以下；为什么不是9000美元？世行认为，人均GDP为9656美元的才算高收入国家，有专家认为一个国家在进入高收入行列之前，其社会经济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是不是人均GDP一跨入1000美元就势必是社会发展的动荡期？就说我们近邻日本和韩国吧。战后的日本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增长，1970年时的人均GDP只有1515美元；即使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了日本的高增长，但其社会发展一直相当平稳(当然这里有日元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因素，1977年时，日本的人均GDP就达到4864美元)。再说韩国，1980年时的人均GDP为1643美元，尽管当时有反抗军人统治的民众运动，但并没有大的社会动乱，1985年时人均GDP就达到2277美元，随着国家政权的平稳过渡，韩国经济的顺利增长让全世界都惊讶不已。
是不是人均GDP迈过3000美元大关后，社会就平安无事了呢？早在1989年时，前苏联的人均GDP就有5279美元，前南斯拉夫人均GDP此时为3454美元。但是这3000美元并没有成为它们的“护身符”，却是动乱不已，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则都遭到了解体的命运。也许有人会说，那时原苏联东欧各国货币汇率普遍高估，但是实行浮动汇率的巴西、委内瑞拉、南非等国家，其治安混乱与社会矛盾加剧是众所周知的，可根据世行公布的数字，这些国家目前的人均GDP都超过了3000美元！而且巴西的人均GDP在1989年时就达到了3032美元。像墨西哥前年的人均GDP已达到5920美元，可其社会矛盾依然尖锐。
实际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水平，与其动荡与安定有着重要的关系，但绝不是根本性的关系。其决定性的因素在于，这个社会是否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一个社会是否能持续稳定，重要的在于是否有一套好的制度安排。“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通过明晰产权制度和竞争机制，降低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增强社会坚实的物质基础。尽可能地把“蛋糕”做大，这不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而且也是为日益增长的庞大劳动大军提供工作岗位。就业不仅是社会成员谋生的手段，也是在社会中取得人的尊严的主要途径，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急速城市化的国度。但是增长并不等于发展，一味强调增长，很可能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陷阱，这也是一些国家在深刻教训中摈弃“华盛顿共识”的原因。
一个社会是否能持续稳定，重要的在于是否有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这种公平是效率基础上的公平，而不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最主要的是机会的公平，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充分的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这种公平是法治基础上的公平，不能允许像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和拆迁圈地等剥夺弱势群体的事件再发生，不能允许“零和游戏”导致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这种公平是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和社会的三次分配基础上的公平，使社会财富布局不是“哑铃型”而是“橄榄型”。日本战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实践证明，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这个80%的人们自称为“中产阶层”的国度，至今的吉尼系数都没有超过0.3。
一个社会是否能持续稳定，还在于是否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使绝大多数人不会为如果明天失业后为生计而犯愁，不会为如果家庭成员中谁得了大病而使多年的储蓄而清空，不会为以后的极端不确定性而被迫推迟眼下的消费，这对亿万流动的农民将转入城市的中国尤为迫切和必要。
当然，一个社会是否能持续稳定，还在于是否有先进的文化巩固其精神支柱，是否是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
不过，有一点应是明确的，我们应千方百计地维护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好势头；但是不要总拿“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阶段如何如何”来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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